云采编
云计算在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断迭代的算力和井喷的数据资源推动着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测算，2022年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为4910亿美元，同比增长19％；国内云计算市场为4500亿元，同比增长40.91％。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布局云战略，聚焦发展中心和发展重点。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如何推动国内云计算市场的发展？
各类厂商立足自身特点 推出差异化解决方案
目前，各个厂商提供的云计算服务依然以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几种为主，“内卷”明显，体现在不断的价格战和被压缩的毛利率空间。云计算具有明显的重资产特征，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具备技术和资金优势的中小厂商缺乏持续性投入，使得这一赛道容易形成以大型厂商为主的同质化市场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受“东数西算”工程和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云计算依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权威机构将目前的上云企业分为三个梯队，分别处于成熟期、起步期和探索期。第一梯队企业的上云服务更加关注安全性和兼容性；第二梯队企业希望通过上云来提升效率和推进数字化；第三梯队整体信息化程度低，内部系统兼容性差，需要基础性的云服务。不同梯队企业的不同需求需要各厂商能够根据自身禀赋提供差异化服务。例如，深耕基础+企业服务的阿里云在发现自动驾驶领域的算力需求攀升后，迅速成立了“创新事业部”并推出了“汽车云”，为各类车企提供服务；华为推出了自动驾驶云服务Octopus，为车企提供数据、训练和仿真三大服务，满足了自动驾驶训练所需的全生命周期业务要求。车企可以充分利用云服务商提供的强大算力资源进行仿真优化，提升自动驾驶水平。此外，金融、交通、能源等行业也存在着较多的上云需求。
相比各类头部云平台，一些中小型厂商有着“船小好掉头”的特点，对于云计算在各细分行业的具体应用场景有着独特的市场敏感性（游戏云、视频云等）。各个厂商可以根据政策导向、市场环境和技术热点，及时推出各类差异化的云服务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探索不断完善云服务生态体系。
从顶层设计到地方落地 做好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
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按需购买、按量付费”的云计算是一种“软”服务，具有弹性和可扩展等特点，而这种“软”服务的拓展意味着海量数据的产生和强大的算力支撑，对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有着硬性需求。如果说宽带网络是对互联网的“扩容”，那么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则是数据要素生长的“土壤”，能够让各类数据要素流入“信息高速公路”中，通过采集、传输、分发和使用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在当前的政策语境中，该类数字基础设施也被称为新基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20年4月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则包括“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并在此基础上支撑传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和升级，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实现基建层面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能够为各行业的上云和用云提供强力支撑。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指引下，各类新基建领域的指导意见、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等相继出台，其中数据中心和智能计算中心被重点布局，如《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启动了“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被合称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东数西算”工程就此启动。在此之前，我国数据中心大多建设在东部省份，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与高昂的土地成本、电力资源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工程能够让西部地区资源和低成本优势与东部地区的算力需求结合，优化全国算力网络体系和数据资源配置，同时更好地满足那些地处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处于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企业的上云需求。在此过程中，各地和各单位要密切配合，从布局谋篇到建设实施上避免数据中心的盲目和重复性建设，让云计算“按需购买、按量付费”的“软”服务特点真正发挥出来，通过赋能各行业各地数字化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对标立法和技术标准要求 做好安全体系建设
云计算市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安全体系的支撑。早在2014年，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党政部门云计算服务网络安全管理的意见》，对安全管理、数据权属、管理标准等做出了具体要求，旨在指导党政部门在使用云计算服务过程中的安全管控。工信部也在2015年发布了《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将安全纳入了云计算生态系统的五方面之一，认为云安全是云计算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指出了“云安全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只有通过技术、服务和管理的互相配合，形成共同遵循的安全规范，才能营造保障云计算健康发展的可信环境”。同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安全有序”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贯穿到包括云计算在内的各类技术发展和服务应用过程。2017年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有着明文规定，为云计算服务的安全体系建设提供了立法依据。2019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旨在提高党政机关、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购买和使用云计算的安全可控水平。近两年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为云计算服务涉及的自然人个人信息和数据处理提供了安全监管依据。除此之外，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也处于推进过程中，“安全”是该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相继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南》《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等标准化文件，从技术标准方面推进云计算生态体系的持续完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云计算应用从采购、交付和服务的全过程都存在安全风险，安全体系建设涉及基础设施、应用平台、信息和数据安全、供应商等关键要点。这就要求各个云服务厂商对标立法和技术标准，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风险管控，重点加大对基础平台、数据处理等主要环节的安全保护。在此过程中，上述机构要积极参与立法完善和标准制定，让日常工作的各项经验和案例成为立法、修法和标准化工作的宝贵依据，为云计算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作者单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